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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山水人文的印象笔记 | 创 之 源 影 像

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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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12-09 22:22作者:怡夫

白族地区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名邦”、“歌舞之乡”、文化古迹荟萃之地。由此不难看出,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经济发达、文化水平高、文人学士辈出的民族之一。据文献记载,大约公元前2世纪时,白族先民就在大理一带生活。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 降服云南,设置益州郡,云南正式纳入祖国版图。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皮罗阁统一洱海周围 各部族,建立了“南诏”政权,定居在洱海沿岸的人就是今天白族的先民。公元937年大理国政权诞生,这时期是白族文化的发展时期,在政治上与宋朝臣属相处,密切往来,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公元1253年,蒙古贵族进兵云南,消灭大理政权,建立了云南行省。明、清期间,“改土归流”,通过科举,出现了一批白族进士、举人,许多人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

 解放前,洱海地区白族的生产水平较其他少数民族为高,与汉族基本相同,但其社会内部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在大理、剑川、鹤庆等坝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面在公路交通沿线的下关、大理喜洲等少数城镇,则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典型。另有一部分居于云龙、兰坪、碧江一带山区的白族,则还保存着封建领主经济以至奴隶制或更落后的原始公社残余。

碧江、福贡和洱源等地的部分高寒山区分散居住的白族, 其内部尚保存着早期奴隶制残余乃至原始公社制残余。这些地区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土地买卖、租佃也不普遍。虽出现了约占总户数百分之五的富裕户,但他们所占土地仅为土地总数的10%,60%的贫困户占有土地达总数的50%。某些氏族内部仍保留着一部分公有土地,氏族成员间,“土地公有,伙种伙收”、“土地私有,共同耕种、伙收平分”以及原始协作的形式依然盛行。但某些地区的氏族头人或个别富裕户却利用传统影响,占有较好山地,除用雇工、高利贷形式剥削贫困户外,并剥削奴隶的无偿劳动,个别富裕户甚至占有奴隶达70余人。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白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很不乎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长期以来,农业是白族的主要经济部门,90%以上的白族人民都从事农业生产。人们使用自制的犁、耙、锄 头、钉耙、砍刀、镰刀等铁质农具进行生产,耕作技术先进,水田、旱地都已固定并精耕细作,普遍施用肥料,注重引渠灌 溉和改良选种,作物产量—般比较高。但坝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封建地主手中,广大贫下中农土地极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遭受地主残酷剥削。解放初期据大理县白族聚居的喜渊、沙村、仁里邑、周城、上被等14个乡的统计,占人口8.5%的地主富农,占有58.74%的土地,而占人口91.5%的农民,只占土地41.26%。喜州乡的地主,每户平均有土地110多亩,最高者达3000亩,而贫农每户乎均只有土地半窗。剑川下泳邑村三户地主占有的水田为贫农的四倍,占有的旱地为贫农的一点六四倍,富农四户占有的水田亦为贫农的4.27倍,占有的旱地为贫农的3.55倍。可见广大农村中地富阶级对土地有绝对支配权,他们凭借特权,常用地租、押金、高利贷、雇工、无偿劳投和年节送礼等手段残酷剥削农民血汗,过着不劳而获的 寄生生活。一般租种土地的地租率占产量的50%至61%,最商达80%。押金相当于年租额的一倍到两倍,有的地方每年苛索加押,金额竟与地价相等。高利贷十分盛行,月息一般为10%至20%,高的达30%。雇工剥削也相当严重,昆明秒朗乡每个长工除伙食外,全年工资仅二斗米。

内地城镇白族的手工业是脱离农业的经济部门,这已有较长的历史,并且形成地区性的专业作坊,并各自生产传统的名牌产品,如大理的土织布、编草帽、苍山石用具,鹤庆土纸、瓷 器、铁工,剑川木工、漆器,海东石工,样云陶器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这些手工业生产在丰富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商品经济繁荣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大理白族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开办了一些小型的为商业服务的加工业,因而在白族中也出现了少数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现了“永昌祥”、“锡庆样”、“福春恒”等大商行,他们不仅控制了大理地区主要城镇的贸易,而且在上海、武汉、重庆、昆明、宜宾、个旧等许多大中城市和缅甸、印度设有号铺。他们在为帝国主义推销剩余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倒手买卖活动中牟取暴利,逐渐发展成为大工商业者,有的在赚钱以后,又投资于土地经营,所以他们明显地又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据统计,白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有一半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地产。部分不经营地产者,也与官僚资本有一定关系。但总的看来,白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下畸形发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后,传统的纺织手工业、蓝靛业、烟草业等在洋纱、洋靛、洋烟的大批冲击下,逐渐破产。白族工人的遭遇同样是十分悲惨的。

在保留有封建领主经济的沪水六库和云龙、兰坪、鹤庆等部分地区,全部土地和山林都为大领主所占有,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司派到各地的“庄头”、“排首”,有较固定的土地使用权,他们还可以把土地转租给少地农民,进行地租、雇工和高利贷剥削,因此成为“二地主”或富农。此外,贫苦农民还要为这些大小领主承担各种无偿劳役和特权摊派;土司及其爪牙都有数个、几十个不等的家奴,奴隶们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 碧江、福贡和洱源等地的部分高寒山区分散居住的白族, 其内部尚保存着早期奴隶制残余乃至原始公社制残余。这些地区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土地买卖、租佃也不普遍。虽出现了约占总户数5%的富裕户,但他们所占土地仅为土地总数的10%,60%的贫困户占有土地达总数的50%。某些氏族内部仍保留着一部分公有土地,氏族成员间,“土地公有,伙种伙收”、“土地私有,共同耕种、伙收平分”以及原始协作的形式依然盛行。但某些地区的氏族头人或个别富裕户却利用传统影响,占有较好山地,除用雇工、高利贷形式剥削贫困户外,并剥削奴隶的无偿劳动,个别富裕户甚至占有奴隶达70余人。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白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很不乎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白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与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密切交往,不断发展,创建了繁荣的经济、灿烂的科学文化。大理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从四川到印度的交通要点,汉、唐时的西南“丝绸之路”亦从这里经过;大理有名的“三月街”也形成于1000多年前,商业贸易盛况在古籍中均有记载,并出现了闻名滇西的三大商帮。尤其需要指出的,大理城不仅是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而且是当时我国与东南亚诸国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是当时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理地区至今保存的崇圣寺三塔、南诏太和城遗址、南诏德化碑等名胜古迹,似乎都在叙说着白族人民在丰富祖国文化宝库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理城现已列入国务院首批批准的我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概况

白族,人口一百五十九万余人(1990年)。白族绝大部分居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散居在云南省怒江、澜沧江及其他各地;四川省西昌、贵州省毕节、湖南省桑植等地也有少数白族散居。

白族聚居的大理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北部,大部分属西南峡谷区,为横断山脉的南端,西高东低,地形、地貌、气候特色截然不同,大部分地区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居于中部的、海拔4124米的著名景点苍山与被称为白族文化摇篮的洱海有“银苍玉洱”之誉。流经大理地区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元江与西洱河、沘江、弥苴河、漾濞江等几十条支流,呈羽状遍布白族聚居的大部地区。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汉语意为“白人”;他称“民家”、 “那马”、“勒墨”,在贵州威宁的白族,因有九姓又被称为“九姓族”。白族先民,两汉史籍称为“昆明”;三国两晋时称为“叟”、“爨”;唐宋时称“白蛮”、“河蛮”、“下方夷”;元明时称为“白人”;明清以后称“民家”等。解放后,根据民族意愿 ,统称白族。其民族来源在学术界说法不一:其中有土著说、汉人迁来说、人迁来说、哀牢九隆族说、多种族融合说、氐羌族源说、西爨白蛮说等。白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在大理国时期。

语言文字

白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为汉、藏缅语混合语言类型。历史上使用汉语文比较普遍。历史上使用的文字有三种:汉文、僰文(即汉字白读的古白文)、梵文。50年代创制了拼音白文,80年代,白、汉双语文教学实验取得成功。

宗教信仰

白族人民普遍信仰佛教和道教。

早在晚唐时期,有个名“阿阉黎”(阿陀利)的密宗僧人到洱海地区传教,南诏统治者见其 教义对巩固奴隶主政权有利,便先后赠封了许多释僧为“国师”、“师僧”,并修建了许多佛塔寺院,使大理地区很早就成为“妙香古国”。

南调幸铭时所建崇圣寺“千寻塔”,铸铜佛一万一千四百尊;建屋八百九十间,耗铜四万零五百九十斤。在宾川鸡足出也建有三百六十余座佛教庙宇,相传释边牟尼的大第子翅冲曾在选里入定守衣。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迦叶承佛旨径持正法,结集至尽甘年,将人定灭,乃往鸡足山。”鼎盛时,稳住僧多达五千人;《南沼野史》也说大理国第一代君主段思乎“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

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大理国时期佛教更为盛行。李京《云南志略》说:“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名师僧教童于,多读佛书,少知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宫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督有佛堂,旦夕击鼓恭札,—少长手不释念珠,岁之中,斋戒几半。”可见白族地区祟尚佛教盛况空前;不仅民间群众驾信浮图,而且国王统治者下台后也多削发为僧,人数之多,在中国少数民族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胡蔚本 《南诏野史》统计,段氏大理、后理二国共传二十二世君主中,除段思英一代被其叔废为僧外,还有九代国君是自动禅位为僧的。

元明以后,“掸宗”又传到大理,佛教的势力更加发展了。各大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寺院住持往往就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直到近现代,佛教在白族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

饮食文化

白族以稻米和小麦作主食,山区则以玉米、荞子为主食。附以薯类、豆类、肉类及各种蔬菜 、水果等。洱海的鲤鱼、弓鱼、鲫鱼是人们喜食的菜肴。喜食酸辣,“砂锅鱼”是大理著名佳肴。善于腌制火腿、腊肉、香肠、油鸡、螺蛳酱等。爱饮糯米酿造的甜酒。用大米制作的饵丝、饵饣夫味道独特。喜饮烤茶,著名的“三道茶”是待客上品。

“三道茶” 

顾名思义,茶分三道:第一道是用沱茶冲泡的苦茶;第二道是加红糖和牛奶的甜茶;第三道是放入核桃、蜂蜜、米花的回味茶。“一苦、二甜、三回昧”的“三道茶”不仅是白族同胞待客的佳茗,它还寓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

牛奶煮弓鱼

是白族的一道甜菜。将牛奶、弓鱼,煮15分钟,下大枣、桂圆、冰糖、白糖煮至糖溶化,盛入汤,外加油炸面条泡入牛奶中食。它是在吃原味加咸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此莱奶质与鱼的胶质融为一体,味鲜滋补,是白族独有的甜菜。

乳扇

白族独创的乳制品,色泽呈淡黄,状如扇,薄如纸,味道鲜美。

传统节日

白族人民主要节庆活动有“大过年”、“三月街”、“绕三灵”、“火把节”、“耍海会”、“拜日望”等。同汉族相同,也过清明、端午、中秋等。其中“三月街”、“火把节”饶有特色,远近闻名。

年节

居住在云南碧江的白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年历。他们根据树木的生长来确定时令。当桃花发苞时就是他们的三月,漆树叶发到五寸时,就是五月……这样,他们视一年不是十二个月,而是十三个月。 
在一年中,三月和十三月是他们的休息月。三月为三月节,十三月为过年月。但是,过年月只有一天为新年,这一天又不固定,它是由寨中各宗族的老人在每年来商定的。新年确定后,这天清晨,全寨成员在有威望的老人的率领下,带着自酿的米酒和糯米粑,一齐到寨头的大树下举行祭树仪式,预祝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祭奠完备,人们将带来的年礼,先赠给老人一份,然后互敬年酒、粑粑……
祭奠活动结束后,大家回去杀年猪。如果商定这天要合伙煮肉吃,杀猪人家就要拿出十分之一的肉来大家煮吃;如果不合伙吃,杀猪人家也要向没有养猪的人家赠送猪肉,以示团结友爱。

三月街

三月街:古代亦称观音市或观音会,据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每年夏历三月举行,地点在大理城西苍山中和峰脚下。节日内容原是佛教庙会,举办隆重的讲经拜佛活动。是白族人民的传统佳节,每年在大理古城的中和峰麓,中溪河畔的空旷地上举行。每到“三月街”期间,远至千里,近到邻县的商人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交易。市场商品,从药材到食品、家具、牲畜,应有尽有,它是滇西商品交易的最大聚集地。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暴君,奢望长生不老,听信一个侍从的话,每天吃一对人的眼球,这给当地白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有个充满神奇威力的勇士,为了给白族人民除魔灭害,在三月的一天,巧施妙计,把暴君骗到苍山的中和峰麓,唤来神狗咬断了暴君的咽喉,喝干了他的血液,消灭了这个魔王,为白族人民除了祸害。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和白族人民得救的大好日子,人们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五──二十日,聚集在苍山脚下,欢歌乐舞。年复一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现在“三月街”期间,除了交流物资,还表演民族歌舞、体育等活动。特别是参加赛马会的各族骑手,云集苍山脚下,扬鞭策马,腾云驾雾似的向洱海边奔去,其情景煞是壮观。

火把节

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是白族人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这天,每个村寨都要竖立高大火把,各家立起小火把。夜幕降临,大小火把一齐点燃,犹如千万条火龙在 漫山遍野奔驰,人们游行田间,捕虫灭害。刚生婴儿的家庭,在大火把下请乡亲们喝“喜酒”,祝贺母子平安。

绕三灵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举行。届时白族群众朝拜金龟寺、圣源寺、崇圣寺,同时在寺庙前的草地上通宵尽情歌舞。

抢头水

大年三十,是大理白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抢头水”的佳节。夜幕降临的时候,姑娘小伙子个个忙着梳妆打扮。他们穿上艳丽的民族服装,手上拎着一串鞭炮,肩上挑着一担水桶,笑逐颜开地行进在村头巷尾,来到水井边。到了午夜零时,只听鞭炮齐鸣,只见大家争先恐后的“抢头水”。每家每户把“抢”来的“头水”挑回家去后,便用它赶做汤丸、面条等食物,煮好后装在碗里或盘里,恭恭敬敬地挨家挨户送到老年人手里,祝贺老人新年快乐,幸福健康。老人收下礼物后,在还碗盘时,在碗盘中放几分钱,以示压岁。祝年轻的一代健康成长,美好幸福……“抢头水”活动充分体现了白族人民敬老爱幼的民族传统。

耍海会

云南洱海沿岸的白族人民,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要举办一次传统的耍海盛会。相传过去洱海里有条凶残的大黑龙,年年兴风作浪,涂炭人民。聪明智慧的白族人民雕一条黄木龙,放进洱海去同黑龙决斗。两条龙在洱海中展开了恶战,白族人民聚集在岸上为黄龙呐喊助威。黄龙斗累了伸出头来,大家一齐扔去馒头:黑龙伸出头来,大伙丢下石头。于是黄龙越斗越强,黑龙又饥又乏,被咬得遍体是伤,慌忙逃往漾濞江。从此,海水外泄,风平波静。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每年到了这一天,白族人民身穿盛装,撑起花伞,从四面八方乘船或步行赶来耍海。

在耍海的日子里,洱海里白帆点点,岸上人山人海。人们只起唢呐,唱着《大本曲》,对着调子,舞着霸王鞭,跳起仙鹤舞,尽情欢乐。同时,举行一年一度的“赛龙舟”活动,龙舟一般用洱海里大型的木船改装而成,在长约十米,宽约三米的风帆上,披红挂绿、张灯结彩。桅杆上扎有五颜六色的“连升三级”的大斗,并拴上铜锣,尾舵上竖有松枝,船舷上画着叱咤风云的“黄龙”和“黑龙”,中间镶嵌一面圆“宝镜”。随着一声号令,各村寨的龙舟竞发,人们唱着赛舟调,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风俗习惯

婚姻与家庭

白族婚姻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除同姓同宗不得结婚外,本民族内部或与其他民族之间都可通婚。解放前,各地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媒人说合。家庭中儿子成婚后即分开独立生活,男子有财产继承权,有的地方幼子还有优先继承权。怒江白族无赘婿习俗,独女也要出嫁,且 无权继承家庭财产。

服饰

白族人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洱海东部白族男子则外套麂皮领褂,或皮质、绸缎领褂,腰系绣花兜肚,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各地有所不同。大理一带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衬结纽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足蹬绣花鞋。妇女头饰更是异彩纷呈:大理一带未婚女子梳独辫 且盘在花头帕外面,再缠上花丝带等,左侧垂着一束白绦穗;婚后发辫改为挽髻,盘在头顶,外包扎染或蜡染的蓝布帕,缠素色布条。凤羽、邓川、洱源的姑娘喜戴“凤凰帕”;有的地方则头包花毛巾或只将辫子盘头上,再缠一束红头绳;有的地方头饰为“一块瓦”;有的地方头上用多块头布相叠覆盖,最外面的一块布上绣白族人民喜欢的图案。再外缠多种颜色的头绳,格外美观。妇女们都喜戴玉或银手镯、坠耳环。城镇居民多穿汉族服装,青年人爱着时装。

白族服饰因聚居地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征是:用色大胆,浅色为主,深色相衬,对比强烈,明快而又协调;挑绣精美,一般都有镶边花饰,装饰繁而不杂。将其地域特点与白族服饰特色联系考察大致可寻出这样的变化趋势:白族服装越往南显得越艳丽饰繁,越往北越见素雅饰简;就山区与坝区比较,山区白族穿着较艳,坝区白族相对较素.

白族妇女的衣饰堪称造型与色极调配的艺术杰作。青年女性的衣饰,主要有头帕、上衣、领褂、围、长裤几个部分。上衣多用白色、嫩黄、湖蓝或浅绿色,外套黑色或红色领褂,右衽结钮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或深色短围腰,下着蓝色或白色长裤,或上下一体,色调一致,或衣、褂、裤、围腰各为一色,于多色块对比中求和谐。有的以嫩黄色上衣,配同样颜色的长裤,点缀大红丝绒的领褂,有的以湖蓝色或绿色上衣,配上黑色丝绒领褂,再以镶深色边、缀深色带的浅色围腰抬色,明快之中显素朴,秀艳之中见端庄,醒目大方,毫无细碎之感。

白族男子一般穿白衫、长裤、裹腿、草鞋、外罩黑领褂,或皮质或绸缎,质料考究,俗称“三滴水”,腰系兜肚,下著黑色或蓝色长裤。

白族服饰既是适应于白族人生产劳动、生活文化以及气候特点的产物,又是秀丽的湖光山色潜移默化地对白族人审美观念陶冶的结果,具有独特的风格。 

银光闪闪的“登机”

“登机”是洞源县白族妇女特别喜爱的一种头饰。“登机”是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每个姑娘都亲手精心缝制一顶“登机”,戴在头上去探亲、访友、赶集、幽会。“不会缝‘登机’,找不到称心人。”。据说,从前有个白族姑娘,名叫素花,她和青年猎手阿鹰相爱。有一个黑面妖精想从中破坏他们的姻缘。一天,黑面妖精趁阿鹰独自上山打猎的时候,刮起猛烈的妖风,把他卷进魔洞。素花得知消息后,不畏艰难险阻,走遍山山岭岭,四处寻找阿鹰。他的诚心感动了神仙,神仙送给她一顶银光闪闪的“登机”。她把它戴在头上,顿时觉得威力无比。她按神仙指引的方向,历尽艰险,找到魔洞,与黑面妖精展开殊死的搏斗。这时,“登机”的银光刺瞎了黑面妖精的双眼,素花终于打败了黑面妖精,救出了阿鹰,并与他结为夫妻。从此,白族妇女都把“登机”当成吉祥的象征戴在头上。

草鞋——爱情的信物 

洱源县西山白族地区流传着一个有关草鞋的有趣故事。传说很久以前,聚居在西山地区的男男女女,都是不穿鞋子的。一天,一位姑娘送给她的意中人一个漂亮的绣花荷包,并唱道:“妹送小哥金荷包,麻布是我自己织,花朵是我自己挑:若是小哥送信物,街上买的我不要,只要哥哥亲手做。”双方分手后,男青年寻思了一夜,到底送对方什么信物好呢。最后他想到,她用麻皮织麻布,我用麻皮打麻鞋、岂不情投意合么?于是,男青年带上一卷麻皮,来到坝区的一个“老友”家里用了三天三夜打了两双草鞋,一双自己穿,另一双回赠给热恋中的姑娘。姑娘满心欢喜地接过草鞋,把它穿在脚上,两人都觉得鞋子大小正合适,走起路来很舒服。不久以后,他们成了亲,互敬互爱,十分和睦。从此,这里的男人都学会了打草鞋,而且这里的妇女至今都兴穿男人打的草鞋。

板凳戏

好客的白族人,每逢结婚、建屋时都要邀集村里的人唱板凳戏。板凳戏的程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唱三出首(财神、赐福、魁星)。先由德高望重,夫妻偕老的长者唱“财神”:“吾乃财神老爷,今日前来庆贺!天启三阳开泰,地肥五谷丰登,农耕三春花柳,财发万万金。”接着由年事较高,知书达理的人唱“赐福”:“吾乃天官赐福,今日前来庆贺!天空红霞万朵,地上五彩缤纷,人间吉祥如意,幸福万万年。”然后,由乡间“秀才”唱“魁星”:“吾乃魁星射斗,今日前来祝贺!天上星斗拱月,地上文人荟萃,敢与李杜比美,勤奋出天才。三出首唱毕,第二阶段就由大家轮唱。轮唱的形式不拘一格,有一字腔,有吹吹腔,有滇戏。至于唱词,则要求欢乐喜庆,照搬照套,即兴创作,随人而定,其内容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盛饭盛汤不用勺

云南省大理剑川县河溪的白族同胞,十分好客。凡是婚丧嫁娶,都要请许多客人,而且让客人个个酒足饭饱。但是,放在席桌上的饭、汤都不见瓢勺,客人都用自己的碗去撮饭,直接端起汤来倒。据说这样不受限制的让客人撮饭倒汤,才能体现出主人大方、善良的品德,也才能显示宾主的友好团结之情。现在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很多白族人都不再这样做了,很多生活习惯跟汉族都是一样的了。

珍贵的嫁妆——雕梅 

雕梅,是云南白族姑娘珍贵的嫁妆之一。每当梅子成熟季节,在白族村寨里,姑娘们便端着一盘盘青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精雕细刻,那些黄爽爽的雕梅在她们手中竟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菊花,既耐人欣赏,又诱人品尝。雕梅以选择个大、肉厚、核小、颜色微黄者为佳。制作时,先将梅子用石灰水浸泡半日,取出晾干,然后以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梅子两端,用特制的小刀曲折有致地雕出花纹,待挤出梅核后,便放入洁净的盆子里,撒上少许食盐,等酸梅盐“挤”出,再配上红糖浸渍。加工精细的雕梅,可放多年也不易霉烂。

救命房 

在白族居住的高寒山区,因气候变化无常,经常是:“山下太阳山上雨,送去尘土走泥泞。春夏秋冬一日现,脱下棉袄又穿裙。”为了使进行野外活动的人们在遇到天气聚变,气温下降时能经险为夷,白族人民在高山无人的交通要塞上,修建起一座座“救命房”。在房中备有柴禾、干粮、饮水等物,以备路人应急。这些应急措施,是白族同胞集资兴办的,这充分体现了白族同胞的传统美德。

给新郎新娘出难题

在白族聚居的洱源县,有这样一种风俗:当新郎和新娘在迎亲队伍的陪同下走进家门,客人也一一坐定以后,新郎和新娘要首先走进厨房和茶房,给厨师和茶倌传烟施礼以示感谢。而且凡在场者,无论端茶的,上菜的,还是抹桌子洗碗筷的,一律同等对待。如果忽视了这一礼节,本该上八碗,却只上六碗,留下一对空碗,扣着一张红纸条,有的一面定一副上联,要新郎对下联:有的则写一条谜语让新郎猜。新郎猜中其意,再到厨房传一巡烟,饭菜便会很快就上齐了。

寿鞋 

在云南省洱源县的凤羽坝子里,白族姑娘、媳妇,从小就有学做寿鞋的习俗。不会做寿鞋的妇女,常被人们笑为无能。寿鞋,用大红色的绸缎或布料制成。鞋头拼有寿字图案,图案下用蓝色的丝线绣着一枝素雅的针叶松;鞋帮后跟是对称直角三角形图案;鞋底的三层底。穿寿鞋标志着人已进入高年,福禄双全。才人一般在六十花甲寿日开始穿第一双寿鞋。多子女的老人,每年都会收到姑娘、媳妇送来的一双双寿鞋。寿鞋收得越多,表明这个老人一生辛劳,儿女绕膝,教子有方,颇能受到后代的尊敬。当老人们穿着寿鞋走过大街小巷进,人们总是投以羡慕的眼光,老人们心里乐滋滋,儿女也觉得光彩。

艺术天地

洞经音乐

大理白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生长艺术的沃土。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民间艺术中,洞经古乐称得上是一块音乐的活化石。确凿的史料证明: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溶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
大理洞经音乐源远而流长。史料记载,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表达永世臣服唐中央 皇帝的心愿,组织了一部称为《南诏奉圣乐》的大型乐舞赴长安奉献给唐王朝。唐德宗大喜过望,又给南诏赏赐了一部龟兹古乐。也许从这时起,大理白族的祖先便接受了中原王朝“礼乐治国”的思想。保存至今的下关洞经乐社“三元会”的传谱中,就有“奉圣乐”、“龟兹乐”、“朝天子”等乐章。而“奉圣乐”据传为南诏大乐师张洪纲所作,为当时《南诏奉圣乐》之首曲,曾被作为唐朝的主要宫廷音乐。到了清代,龙尾城(下关)人马恩溥在京城任宫廷教师,听说此曲是由南诏传进京的,学习之后又传回故乡大理,成为“三元会”的传谱。“龟兹乐”的演奏均以弹拨乐器为主,带有明显的古龟兹音乐作风。大理的洞经音乐正是这样广采博收,因而乐曲极为丰富,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首。迄今各地洞经乐社所演奏的乐曲风格也极其多样:有道家音乐的飘逸,有宫廷音乐的典雅,有江南丝竹的柔美,有儒家音乐的浑厚。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又带上当地的民族特色,如巍山的洞经音乐明显地表现出彝族音乐的粗犷豪放,而在广大白族地区流传的又 带着白族音乐的抒情和幽婉。

热爱艺术的大理各族人民不仅善于创造,同时也善于继承优秀的艺术传统。至今活跃在大理州范围内的民间洞经古乐社团多达340多个,仅大理市就有90多个。洞经音乐社团组织多数 以村社的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如“三元会”、“宏仁会”、“乐善会”等等。有民主选举产生的会长以及相关的执事人等。但入会人员不一定是宗教信徒,更多的是民间艺人和音乐爱好者,包括工人、农民、教师、离退休干部等。近年来也有一些纯 粹的音乐社团,如大理“南雅音乐社”、“下关洞经古乐团”等。在当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的时代,人们富而思乐,追求多方面的文化生活享受,于是,像洞经古乐这样的参与性和自娱性很强而品位又很高的音乐重新兴盛起来,正是势在必然。

由于洞经古乐起源于某种信仰和礼仪,其音乐形象均在于陶冶人的情操和净化人的心灵。 在当今各种渲泄型甚至刺激型的音乐风靡于世的潮流中,它更显得古朴、幽雅,有人称之为“没有污染的音乐”,适应了当代人们反璞归真的审美需求。因而它一旦在公众场合出现,便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欢迎。

打歌调

打歌调是在进行打歌时唱的一种曲调,主要有彝族打歌调和白族打歌调。前者主要流行在漾濞、巍山、南涧、弥渡等县彝族聚居区,因地区之异,又略有差别,有用彝语和汉语唱的两种。后者主要流行在洱源县的西山白族聚居区,用白话唱;故称白族打歌调。

白族对歌

白族对歌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白族青年男女也长于用对歌的方式互相表达真挚的情感。但对歌的意义远不止于表达爱情,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和智慧的比赛。因而白族对歌不限于未婚男女,在已婚的成年人或中老年中也广为流行。妻子和别的男子对歌,丈夫在一旁出点子“助战”也是常有的事。白族对歌不采取问答的形式,而以内容是否衔接和音韵能否贯穿来分胜负。“歌逢对手”,常常几天几夜唱下去而难决胜负,对歌多半采用白族调,但有些白族地区也流行汉族的对口山歌,称为“汉调”,与白族调交替进行,更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白剧

白族戏曲剧种,亦称“白戏”,原名“吹吹腔”,简称“吹腔”。流行于云南大理和怒江兰坪等白族聚居区。据说源于弋阳腔。清光绪年间为繁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大量吸收大本曲音乐,更趋完善,始称“白剧”。共有传统剧目三百多出,题材来源广泛。《血汗衫》、《石三告状》、《赵龙观灯》、《望夫云》等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白族调

白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音乐,以三弦或唢呐伴奏,唱腔或委婉或高亢,动听之至。

白族舞蹈

白族舞蹈白族舞蹈较多,按活动性质划分,有娱乐性、祭祀性两大类。娱乐性舞蹈有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模拟动物舞、兵器舞等;祭祀性舞蹈有羊皮鼓舞、手巾舞、碗箩 舞、耍花舞、灯盏舞、巫舞等。其中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流行最普遍。霸王鞭、八角鼓舞多在喜庆节目和传统节目三月街、绕三灵时举行,男女各为双数,男者以入角鼓(八方八角鼓,单面蒙皮,边缘嵌着铜钱和铜铃)或双飞燕(竹板两副,上系彩带,左右手各执一副)为道具,女者以霸王鞭(长1米左右的竹棍,两头嵌入用铁丝穿着的铜钱数枚,柱上纸花,舞时发出响声)为道具,同台演出。舞蹈时,步伐、队形、花样很多,种类有“一条街”、“打四门”、“五梅花”、“金鸡打架”、“二龙抢宝”、“背合背”、“心合心”、“脚钩脚”等。表演时,有单个表演,集体表演,男女交错,旋转对舞,演员随着霸王鞭、八角鼓在身体各部位敲击的节奏,双膝轻轻颤动,肩、胸、腰随之晃动,并用白语唱各种小调,同时还有苗子或三弦伴奏,节奏鲜明,步伐整齐有力,气氛热烈欢乐。龙狮舞,即要龙和舞狮,多在春节和重大节日时举行,先耍龙,后舞狮,随后伴以花灯歌舞。

壁画·雕刻·绘画

大理的绘画和雕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自写土凤”(清高宗弘历评“梵卷”语),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是研究大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云南高原的民族艺术珍宝。我们将要介绍的仅只是诞生于大理名城的艺术作品,若就整个南诏大理国艺术而主方,其作品将更为广泛。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昆明古幢石雕,以及永昌(今保山市)石雕卧佛,剑川金华山和严明宁将军庙两地的石将军摩崖造像,安宁法华寺石窟,剑川沙溪的兴教寺壁画,甚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博什瓦黑岩刻艺术群 ……等等,都应纳入其中。

绘画和雕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大理最早的一件雕塑为东不驻时期的青铜艺术品,此件以两条苍龙呈太极图式盘旋为底座,两龙张口合含一柱,柱上绕一蛇上行,柱顶呈十字形。整体由两条龙和十字立柱三个组建构成,可以拆卸和组装。这件艺术珍品是大理市文化馆于1982年在市郊大展屯的一座东汉古墓中出土的,距今至少1700年。这件构思奇巧、造型别致、手法新颖的青铜艺术品,证明大理民族雕刻艺术的源远流长。

民族文学 

早在3500多年前,白族先民就开创了“洱海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璀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洱海文化”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民间口头文学有广泛而丰富的题材,神话传说洁如烟海,仅《龙神话传说》一书所辑的龙神话就有50个;古人留下的诗文,都有民族风格,如汉字白读的诗,七、七、 七、五(前三句每句七字,后一句五字)的诗文排列格调;音乐,舞蹈,曲 艺,绘画,雕刻,石窟石刻,建筑物彩画,民居建筑,民族服饰,信仰,节日等等都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并相传至今。
二是在中原和印度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在南诏(唐)、大理宋时期,佛教的传入和兴盛是印度和中原文化传入的重要桥梁之一,进入大理的师僧、释儒和到中原求学、出使的地方名流,都对印度和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除文化教育的兴起之外,史学也开始发展起来。元征服了大理,即开始建孔庙,兴儒学,开科取土,教育得到发展。明、清之际,普遍推行科举制,大兴书院,大理成为文人集荟之地,滇西文化中心。晚清一大批有志之士留学国外,追求新学,回国后倡导新学,使大理成为培养人材之地。大理又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汇集点,历史上就是东南亚各国文化的交织区,从各国的优秀文化中也吸收了不少的精华。

因此,“洱海文化”不仅有地方的民族特征,而且是与中原文化交融并含有东南亚各国优秀文化的新的民族文化。

名胜古迹

大理地区至今保存着崇圣寺三塔、南诏太和城遗址、南诏德化碑等名胜古迹。大理城现已被列入国务院首批批准的我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大理三塔

南诏时期修建,亦称“崇圣寺三塔”。位于云南大理市西北苍山洱海之间。建筑宏大,气势雄伟。主塔千寻塔,高69.13米,为多层密檐式砖塔,共十六层。每层正面均设有佛龛。塔 顶为铁铸圈盘,中立葫芦形宝顶。南北二小塔均为八角形多层塔,雕有各式纹样。千余年来 ,虽经多次地震和风雨侵蚀,仍巍峨屹立。

蝴蝶泉

坐落在云南大理旧城北20公里、苍山的云弄峰下神摩山麓。蝴蝶泉面积约50平方米,用大理石栏杆围护。泉边有古树一棵,横卧泉面而过。每年农历四月,古树即发,届时,彩蝶从四面八方云集至此,飞舞翩跹,一只只“连须钩足”,从树枝倒悬于泉面,宛如一条条彩带。泉四周更是群蝶飘忽,色彩斑斓,人称“蝴蝶会”。传说一双情侣因反对封建王公霸占女方雯姑,双双跳入潭内,化为蝴蝶一对,才使原来的无底潭化为一弘池水,改名为“蝴蝶泉”。现泉边有郭沫若书题的“蝴蝶泉”石牌坊。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转接原《今源资讯》网浏览数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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